我國素稱文明古國,文 化典籍浩如煙海。今天根據古籍的不同性質及其重要程度,分別輕重緩急,采取影印、校點、注釋、今譯等不同整理方法,是完全正確的。只要謹慎從事,持之以恒,那么豐富的文化遺產不僅不致失墜,而且必將在新的形勢下得到發揚。
從西漢劉向、揚雄校書天祿閣,到清代樸學大師們的精心校訂,我們的祖先對整理古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。建國以后的古籍整理工作,有成功的經驗,也有失敗的教訓。在今天全面開始整理古籍的時候,如何吸收歷史成果,研究當前實際,總結經驗,發揚優點,克服缺點,應該是當務之急。
目前古籍出版中一個明顯的問題,是校和注搞得愈來愈煩瑣,愈來愈龐雜,愈來愈不得要領,而標點斷句的錯誤,更是發展到了習見不怪的程度。有不少所謂校本,內容錯誤累累,校文卻眼花繚亂,無怪乎有人慨嘆古書愈整理愈不能讀了。這里僅就近幾年工作中接觸到的情況,提出一些看法,以便拋磚引玉。
(資料圖)
古籍影印,一般不屬整理范疇,但作為出版部門,除了選擇善本外,也不是沒有工作可做。五十年代古籍刊行社影印了一批古籍,因為沒有編新的目次,讀者簡直無法翻檢,被學術界稱為“死書”。
近年來,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籍(如《清人別集叢刊》),卻同樣不編目次;去年影印《世說新語》,上冊是正文,下冊是輯集的資料,大概是根據古籍刊行社本翻印的,居然仍沒有加目次。讀者不仔細翻閱,簡直不能了解其中有些什么內容。
編目次,并不費事,出版者為什么不稍稍為讀者使用設想一下呢?
關于校訂校訂是整理古籍至為關鍵的工作。校訂的目的,似宜著重使所校的著作盡可能完善,即使一時不能達到定本、善本的要求,至少也應該為讀者提供一個有用的、可靠的版本;校不是目的,不能為校而校,以蕪雜煩瑣的校文取勝。
五十年代也出版過一些校本,其中有些是失敗的,如《水滸全傳》和《紅樓夢八十回校本》。這兩種書,校記都有成萬條。二十多年來,各種版本的《水滸》《紅樓夢》紛紛重印,而這兩種校本再也無人過問,這就可知它的效果了。
近年來,這種不考慮著作的實際,動輒匯校的風氣似乎愈來愈盛行。1981年,筆者參加安徽召集的吳敬梓紀念會,會后即有單位提出,要匯校《儒林外史》。《儒林外史》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刻于清嘉慶八年(1803年)的臥閑草堂本,以后的各種抄本、刻本、活字本,都系臥本所從出,源流清楚,從來沒有人懷疑過。至于清末鴻寶齋的所謂“增補齊省堂本”,把臥本原書五十六回補成六十回,學術界也一致肯定是后人毫無根據的狗尾續貂。此外版本間基本上沒有差異,不過后來的本子訂正了若干臥本明顯的文字刊誤,就這一點而言,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通行本可以說是比較完善的了。在這種情況下搞匯校,對研究作家作品說不上有什么價值。
由此可知,從事古籍校訂,多少應該了解一些版本學,至少也應該搞清楚工作對象的版本源流,然后才能確定什么本子可以作底本,什么本子可以作對校本,哪些本子可以作參校本。選定為底本的,自然應該是最好的本子。因此,除了底本明顯的錯奪衍倒外,不宜改動。這樣,即使校訂不精審,至少也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可靠的版本。清人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卷三提出:
國朝人于校勘之學最精,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本文。不知古人同述一事,同引一書,字句多有異同,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。今人動以此律彼,專輒改訂,使古書皆失真面目,此甚陋習,不可從。凡本義可通者.即有他書顯證,亦不得輕改。古書詞義簡奧,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。
前人類似朱氏的議論,多不勝舉,實為經驗之談,值得我們吸取。
筆者在七十年代初協助校訂日本遍照金剛《文鏡秘府論》時,除 確定底本、校本和參校本外,還規定了五條校例:
一、古體字、異體字在不影響文義的情況下,一律改通行漢字。
二、凡主要校本異文優于底本者,據以定字,可資參考者,入校。參考校本的異文,亦以有無參考價值,作為入校標準。一般異文概不入校。
三、凡底本多次出現的同一性質的錯字,則在初見時改正加校,下文同例不出校記。
四、凡書中引用的人名、地名或詩文,有明顯的錯奪衍字,而無他本可資校訂者,則根據有關史籍,酌予校正或加校記。
五、凡近人研究成果可資閱讀參考者,亦酌量吸收入校。
所謂對校本,一般是指和底本同一來源的不同抄本或刻本,對校的目的,是使底本更接近祖本的面貌。參校本亦必須有選擇,一般是指經過認真的學者校定的本子或類書所引的材料。一般的翻印本,不但沒有對校價值,也沒有參校價值。最近有一個單位整理吳敬梓的《文木山房集》,提出底本用乾隆刻本,而用解放前的亞東圖書館排印本對校。亞東本本身交代得很清楚,是根據乾隆本排印的,哪里有對校的價值!至于匯校,恐怕只有極少數著作才有這個需要和可能。
目前有些整理本,似乎基本上不講究版本,且不分對校、參校,動輒匯校。對不同版本的異文,也不區分優劣,不是以鑒別精審取勝,而是以校文繁多炫耀。這樣做,謹慎一些的,不過把有限幾條有價值的校記掩蓋在大量無聊的校記中,也就是說把有用的校也變得無用,等于不校;荒率的是任意改動底本,愈校愈不能讀。
最近,筆者經手宋代阮閱的《詩話總龜》,這個整理本雖然還沒有出版,但稿件多方面反映了當前普遍存在的校訂問題,詳細介紹一下該是有益的。
《詩話總龜》今存明代月窗道人刊本。這個本子刊刻不精,舛誤累累。而北京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尚藏有明抄本和清抄本,還有繆荃孫的校本。雖然《詩話總龜》是普通的資料書,但既然排印出版,作一般校訂自然是必要的。負責整理的是一位比較有經驗的同志,工作開始前筆者和他商定如下幾條原則:
一、刻本雖不精,應該說還是最完善的,可用為底本。
二、不輕易改動底本,不搞匯校。
三、書中引用詩文,除明顯錯誤外,不校本集。
四、不搞煩瑣校勘,希望每一條校記都有自己的價值。
但是,初稿搞成時,校記仍有成萬條。為什么有這么多?分析所校內容,大體是:
一、把通用字、古今字、異體字全出校。
二、把木刻本常混用的字和別體字全出校。
三、與內容毫無關系的異文全出校。
僅以上三類,就占了萬條校記中的極大比例。當然,搞得這樣煩瑣,也就無法精密了。如果按這個標準,無疑可以再加幾倍的校,就是說,完全可以使校文遠遠超過全書正文。
其次,整理古籍應該根據整理對象的實際,有一個校例。某些全局性的問題,校例中一句話即可交代。如《詩話總龜》在每條末系有出處,但多錯漏,整理時能加以補正,自然有必要。只要在校例中說一句“凡補正的出處加括弧以區別原出處”,即可省掉數以千百條計的校記,也省讀者查檢翻閱之勞。
當然,以上的例證不過是技術性 的,比較容易解決。真正要把古籍整理得可靠、有用,問題要復雜多了。
清代黃丕烈在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》中說:“校勘群籍,始知書舊一日,則其佳處猶在,不致為庸妄人刪潤,歸于文從字順。故舊刻為佳也。”因此,整理古籍,如果不考訂整理對象的版本源流,動輒改動底本,確實不如不整理為愈。
校訂,也稱校勘,是一門科學。僅僅核出版本間文字的異同,只要稍細致就可做到,這實際是校對。而今天不少校本貌似謹嚴,羅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校文,嚴格說來不過是校對的水平,何況即使校對,尚且不能說是細致的。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條:
一是有些整理者總認為校的本子愈多,校出的異文愈多,校改愈多,才見出整理的成績。這當然完全是誤解。
二是稿酬制度不合理。真正精審有功力的校,數量是不可能很多的。而所花的精力,較之上文舉出的濫竽充數的古今字、通用字、異體字等校文,不可同日而語。即以《詩話總龜》為例,初稿成萬條校記,每條平均以30字計,就是30萬字的校文。經筆者淘汰后剩下不足千條。即使這樣,其中仍有一些是沒有多大價值的。目前校文按創作或研究稿計酬,而校訂費則極有限。刪去20余萬字的校文,其稿酬要遠遠超過校訂費。所以,目前的稿酬制度為煩瑣校勘開了閘門,僅靠編輯力量是難以堵住的。
關于標點筆者于五十年代初剛參加出版工作的時候,聽到不少老先生常以商務印書館的《國學基本叢書》《叢書集成》等的標點斷句錯誤作為談資。前不久遇到一位老先生談起,他感慨地說,今天如果能達到當年商務印書館這樣的標點水平,也很難了。這實在是出版界的恥辱。
魯迅先生很重視標點,一再提出,選印古書“要認真,用點功夫,標點不要錯”。還說“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,只消幾圈幾點,就把真顏色顯出來了”。
古籍標點的荒率低劣,不是近年始。早在五十年代就有跡象。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《苕溪漁隱叢話》,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出版的《東京夢華錄》,標點錯誤動輒千計,無法卒讀。《苕溪漁隱叢話》甚至受到了國外學者的責難。近年來出版的如《履園叢話》《嘯亭雜錄》等,居然連七言長詩也斷了破句,這是魯迅先生指出連數學家都能勝任的事,竟然出現在我們今天的出版物上,實在令人吃驚。至于某些出版社粗制濫造的翻印,筆者見到的也不少,這里就不必提了。
當然,拙劣的標點本在當前古籍出版中所占比例不一定大,但如不注意,確實存在著蔓延之勢。究其原因,大體也有兩點:
一是迷信專家名人。專家之專,有其局限性;而名人之成名,其道非一。何況既成為專家名人,他的時間可就十分寶貴。筆者所知,確實有這樣的事,請某名人標點,結果由其家屬代庖,名人匆匆看一遍交卷,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。
二是把標點古籍作為照顧的手段,搞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,利益均沾,人人有份。
前舉幾種出版物,標點荒率,其原因不外乎上述兩條。總之,如果不了解標點好古籍需要相應的水平,以及認真細致地從事,不重視出版物的嚴肅性,標點的質量不可能有所提高。
關于注釋注釋的任務,是幫助讀者閱讀理解作品。隨著讀者對象的不同,注釋工作應各有重點、各有要求。筆者曾就周振甫先生新著《文心雕龍注釋》寫過一篇文章,發表在《文學遺產》1982年第2期上,著重談了注釋問題。認為這部著作所以受讀者歡迎,原因主要有兩點:一是周先生對《文心雕龍》確有深入的研究和心得,二是在做注釋時心目中時時有個讀者對象在。即如《文心雕龍》而言,各種注釋、今譯的出版物可謂多矣,范文瀾先生的注本,資料最為弘博,但僅適用于高級的研究工作者。周先生的注本,以有志于學習古代文論的青年讀者為對象,廣集古今研究成果,不避難點,作深入淺出的闡釋。筆者在讀稿過程中,也深獲啟發,出版后不少大專院校的教師也反映對他們的教學很有幫助。由此可知,即使同一著作,可以有適應不同讀者對象的注釋本。至于具體作家作品的選注本,由于所選內容不同,天地就更為廣闊了。
可惜目前大量出版的注釋本中,真正有特色的注本不多,往往都是一個味。甚至有些注本,不過在常見的工具書上抄些字匯、典故,不管與作品關系是否密切,硬塞進去,文不對題,搞得眼花繚亂。還有一些重復的注本,你抄我的,我抄你的,以誤傳誤,重復多次,毫無創見。注釋者對所注本如果沒有真知灼見,又不考慮讀者對象,即使注釋的條目文字愈搞愈多,也說不上對讀者有何幫助。
前兩年,筆者看到一個注釋稿,從文字到典故,注釋可謂詳盡。筆者當時提出,這樣的稿件,如果作為教材,是有用的,因為有老師輔以講解。但作為一般出版物,恐怕即使認真的讀者全部讀了注釋,也依然不能理解作品的內容和作者的用意所在。這實際上仍是方法問題,今天的新注應該不同于古人的箋注,搞煩瑣的箋注,并不等于通俗化。
至于如何避免普及注本中的煩瑣,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結的一條選注本經驗是:凡一般字典(當時確定為《新華字典》)收入的字匯,不加注釋。今天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也已在北京市的小學普及,淘汰所謂常見難字的注釋,并不影響一般讀者閱讀。如果把省下的篇幅,改成對作品內容及思想、藝術的闡釋和分析,那就完全可以改變今天注本的面貌,真正起到幫助讀者閱讀的作用。
關于今譯古籍做到真正普及,對某些重要的作品應該進行今譯。目前這個工作剛開始,說不上有成績,更談不上經驗。
筆者認為,當年嚴復提出翻譯工作“信達雅”的三字標準,同樣適用于翻譯古籍。這個“雅”字,按今天的理解,應該是翻譯詩詞仍須保留詩味,翻譯散文必須流暢可誦。“信”和“達”當然是主要的,這也和搞注釋一樣,只有對作者思想、作品內容有真正透徹的理解,才有可能達到。筆者最近見到幾個翻譯稿,基本上無法采用,原因主要在于翻譯者對作者的思想、作品的背景,缺少深入研究,草率從事,結果是譯文和原文無法對上口徑。
常遇到的問題,是詩能不能翻譯?應該也是可以翻譯的。余冠英先生的《詩經今譯》受到普遍的好評,就是證明。但是余先生的譯文,正是“看如尋常最奇崛,成似容易卻艱辛”的,得來非易。如果不下相當的苦功夫,不僅是詩,散文的翻譯亦何嘗可以說容易呢?
總之,翻譯和標點一樣,最能反映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水平。當然,如果同樣打馬虎眼的話,標點要輕易得多。筆者這兩年來的接觸中,愿意搞校點的人似乎不少,而主動提搞今譯的人,幾乎沒有。問題何在,不言而喻。因此,目前似有必要提倡今譯,鼓勵今譯。
幾點建議
一、希望領導古籍整理的部門,注意整理方法,廣泛收集材料和情況。定期召開一些會議,根據不同情況,訂幾條整理的基本原則。
二、創辦一個研究古籍整理的刊物,交流心得體會,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,以發揚成績,克服缺點。
三、對優秀的稿件,給予必要的鼓勵,如每年就校點、注釋、今譯等方面分別評選幾種質量優秀的出版物,以作示范。
四、加強編輯工作者的責任,適當提高編輯的待遇,尤其需要表彰工作勤懇、對提高稿件質量確有幫助的編輯。目前有不少編輯同志工作是認真的,對有些稿件,編輯花的力氣可能并不比整理者少。但這些同志,自己甘愿做無名英雄不說,還往往處在最不利、最易受責難的地位。編輯應該尊重作者,但同時必須考慮出版物的質量和讀者的需要,這就容易和作者發生矛盾。編輯修改稿件應該周密細致,但難免總有個別失誤,這就往往成為口實。總之,不把編輯放在古籍整理的適當位置,有嚴格的要求,并有適當的鼓勵,是不利于古籍整理的質量提高的。
五、改變不合理的稿酬制度,以堵塞煩瑣校勘、煩瑣注釋的通道。
六、古籍整理不適宜搞群眾運動。
應該鼓勵對某一作家作品有畢生研究的專家搞出整理本,而對一般普遍的整理,不應該層層發動,組織班子。我們今天人才并不少,毛病在于用非所長。如果真正開展整理工作,由各省嚴格挑選一定數量、對舊學確有根底、對古籍確有感情的退休老教師,適當帶幾個青年人,提出一定要求,組織起來,認真從事校點校訂,其見效可以較快,成績可能較好,質量也可以高一些,而且可以大大節省國家的經費。如果把眼光只注視大專院校,就筆者多年來的實際工作體會,恐怕未必是好辦法。
原刊《出版工作》,1984年第3期,第180—189頁。轉自學禮堂公眾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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