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國素稱文明古國，文 化典籍浩如煙海。今天根據古籍的不同性質及其重要程度，分別輕重緩急，采取影印、校點、注釋、今譯等不同整理方法，是完全正確的。只要謹慎從事，持之以恒，那么豐富的文化遺產不僅不致失墜，而且必將在新的形勢下得到發揚。

從西漢劉向、揚雄校書天祿閣，到清代樸學大師們的精心校訂，我們的祖先對整理古籍積累了豐富的經驗。建國以后的古籍整理工作，有成功的經驗，也有失敗的教訓。在今天全面開始整理古籍的時候，如何吸收歷史成果，研究當前實際，總結經驗，發揚優點，克服缺點，應該是當務之急。

目前古籍出版中一個明顯的問題，是校和注搞得愈來愈煩瑣，愈來愈龐雜，愈來愈不得要領，而標點斷句的錯誤，更是發展到了習見不怪的程度。有不少所謂校本，內容錯誤累累，校文卻眼花繚亂，無怪乎有人慨嘆古書愈整理愈不能讀了。這里僅就近幾年工作中接觸到的情況，提出一些看法，以便拋磚引玉。

(資料圖)

關于影印

古籍影印，一般不屬整理范疇，但作為出版部門，除了選擇善本外，也不是沒有工作可做。五十年代古籍刊行社影印了一批古籍，因為沒有編新的目次，讀者簡直無法翻檢，被學術界稱為“死書”。

近年來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籍(如《清人別集叢刊》)，卻同樣不編目次；去年影印《世說新語》，上冊是正文，下冊是輯集的資料，大概是根據古籍刊行社本翻印的，居然仍沒有加目次。讀者不仔細翻閱，簡直不能了解其中有些什么內容。

編目次，并不費事，出版者為什么不稍稍為讀者使用設想一下呢？

關于校訂

校訂是整理古籍至為關鍵的工作。校訂的目的，似宜著重使所校的著作盡可能完善，即使一時不能達到定本、善本的要求，至少也應該為讀者提供一個有用的、可靠的版本；校不是目的，不能為校而校，以蕪雜煩瑣的校文取勝。

五十年代也出版過一些校本，其中有些是失敗的，如《水滸全傳》和《紅樓夢八十回校本》。這兩種書，校記都有成萬條。二十多年來，各種版本的《水滸》《紅樓夢》紛紛重印，而這兩種校本再也無人過問，這就可知它的效果了。

近年來，這種不考慮著作的實際，動輒匯校的風氣似乎愈來愈盛行。1981年，筆者參加安徽召集的吳敬梓紀念會，會后即有單位提出，要匯校《儒林外史》。《儒林外史》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刻于清嘉慶八年(1803年)的臥閑草堂本，以后的各種抄本、刻本、活字本，都系臥本所從出，源流清楚，從來沒有人懷疑過。至于清末鴻寶齋的所謂“增補齊省堂本”，把臥本原書五十六回補成六十回，學術界也一致肯定是后人毫無根據的狗尾續貂。此外版本間基本上沒有差異，不過后來的本子訂正了若干臥本明顯的文字刊誤，就這一點而言，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通行本可以說是比較完善的了。在這種情況下搞匯校，對研究作家作品說不上有什么價值。

由此可知，從事古籍校訂，多少應該了解一些版本學，至少也應該搞清楚工作對象的版本源流，然后才能確定什么本子可以作底本，什么本子可以作對校本，哪些本子可以作參校本。選定為底本的，自然應該是最好的本子。因此，除了底本明顯的錯奪衍倒外，不宜改動。這樣，即使校訂不精審，至少也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可靠的版本。清人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卷三提出：

國朝人于校勘之學最精，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本文。不知古人同述一事，同引一書，字句多有異同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。今人動以此律彼，專輒改訂，使古書皆失真面目，此甚陋習，不可從。凡本義可通者．即有他書顯證，亦不得輕改。古書詞義簡奧，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。

前人類似朱氏的議論，多不勝舉，實為經驗之談，值得我們吸取。

筆者在七十年代初協助校訂日本遍照金剛《文鏡秘府論》時，除 確定底本、校本和參校本外，還規定了五條校例：

一、古體字、異體字在不影響文義的情況下，一律改通行漢字。

二、凡主要校本異文優于底本者，據以定字，可資參考者，入校。參考校本的異文，亦以有無參考價值，作為入校標準。一般異文概不入校。

三、凡底本多次出現的同一性質的錯字，則在初見時改正加校，下文同例不出校記。

四、凡書中引用的人名、地名或詩文，有明顯的錯奪衍字，而無他本可資校訂者，則根據有關史籍，酌予校正或加校記。

五、凡近人研究成果可資閱讀參考者，亦酌量吸收入校。

所謂對校本，一般是指和底本同一來源的不同抄本或刻本，對校的目的，是使底本更接近祖本的面貌。參校本亦必須有選擇，一般是指經過認真的學者校定的本子或類書所引的材料。一般的翻印本，不但沒有對校價值，也沒有參校價值。最近有一個單位整理吳敬梓的《文木山房集》，提出底本用乾隆刻本，而用解放前的亞東圖書館排印本對校。亞東本本身交代得很清楚，是根據乾隆本排印的，哪里有對校的價值！至于匯校，恐怕只有極少數著作才有這個需要和可能。

目前有些整理本，似乎基本上不講究版本，且不分對校、參校，動輒匯校。對不同版本的異文，也不區分優劣，不是以鑒別精審取勝，而是以校文繁多炫耀。這樣做，謹慎一些的，不過把有限幾條有價值的校記掩蓋在大量無聊的校記中，也就是說把有用的校也變得無用，等于不校；荒率的是任意改動底本，愈校愈不能讀。

最近，筆者經手宋代阮閱的《詩話總龜》，這個整理本雖然還沒有出版，但稿件多方面反映了當前普遍存在的校訂問題，詳細介紹一下該是有益的。

《詩話總龜》今存明代月窗道人刊本。這個本子刊刻不精，舛誤累累。而北京圖書館、南京圖書館尚藏有明抄本和清抄本，還有繆荃孫的校本。雖然《詩話總龜》是普通的資料書，但既然排印出版，作一般校訂自然是必要的。負責整理的是一位比較有經驗的同志，工作開始前筆者和他商定如下幾條原則：

一、刻本雖不精，應該說還是最完善的，可用為底本。

二、不輕易改動底本，不搞匯校。

三、書中引用詩文，除明顯錯誤外，不校本集。

四、不搞煩瑣校勘，希望每一條校記都有自己的價值。

但是，初稿搞成時，校記仍有成萬條。為什么有這么多？分析所校內容，大體是：

一、把通用字、古今字、異體字全出校。

二、把木刻本常混用的字和別體字全出校。

三、與內容毫無關系的異文全出校。

僅以上三類，就占了萬條校記中的極大比例。當然，搞得這樣煩瑣，也就無法精密了。如果按這個標準，無疑可以再加幾倍的校，就是說，完全可以使校文遠遠超過全書正文。

其次，整理古籍應該根據整理對象的實際，有一個校例。某些全局性的問題，校例中一句話即可交代。如《詩話總龜》在每條末系有出處，但多錯漏，整理時能加以補正，自然有必要。只要在校例中說一句“凡補正的出處加括弧以區別原出處”，即可省掉數以千百條計的校記，也省讀者查檢翻閱之勞。

當然，以上的例證不過是技術性 的，比較容易解決。真正要把古籍整理得可靠、有用，問題要復雜多了。

清代黃丕烈在《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》中說：“校勘群籍，始知書舊一日，則其佳處猶在，不致為庸妄人刪潤，歸于文從字順。故舊刻為佳也。”因此，整理古籍，如果不考訂整理對象的版本源流，動輒改動底本，確實不如不整理為愈。

校訂，也稱校勘，是一門科學。僅僅核出版本間文字的異同，只要稍細致就可做到，這實際是校對。而今天不少校本貌似謹嚴，羅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校文，嚴格說來不過是校對的水平，何況即使校對，尚且不能說是細致的。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條：

一是有些整理者總認為校的本子愈多，校出的異文愈多，校改愈多，才見出整理的成績。這當然完全是誤解。

二是稿酬制度不合理。真正精審有功力的校，數量是不可能很多的。而所花的精力，較之上文舉出的濫竽充數的古今字、通用字、異體字等校文，不可同日而語。即以《詩話總龜》為例，初稿成萬條校記，每條平均以30字計，就是30萬字的校文。經筆者淘汰后剩下不足千條。即使這樣，其中仍有一些是沒有多大價值的。目前校文按創作或研究稿計酬，而校訂費則極有限。刪去20余萬字的校文，其稿酬要遠遠超過校訂費。所以，目前的稿酬制度為煩瑣校勘開了閘門，僅靠編輯力量是難以堵住的。

關于標點

筆者于五十年代初剛參加出版工作的時候，聽到不少老先生常以商務印書館的《國學基本叢書》《叢書集成》等的標點斷句錯誤作為談資。前不久遇到一位老先生談起，他感慨地說，今天如果能達到當年商務印書館這樣的標點水平，也很難了。這實在是出版界的恥辱。

魯迅先生很重視標點，一再提出，選印古書“要認真，用點功夫，標點不要錯”。還說“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，只消幾圈幾點，就把真顏色顯出來了”。

古籍標點的荒率低劣，不是近年始。早在五十年代就有跡象。如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《苕溪漁隱叢話》，上海中華書局編輯所出版的《東京夢華錄》，標點錯誤動輒千計，無法卒讀。《苕溪漁隱叢話》甚至受到了國外學者的責難。近年來出版的如《履園叢話》《嘯亭雜錄》等，居然連七言長詩也斷了破句，這是魯迅先生指出連數學家都能勝任的事，竟然出現在我們今天的出版物上，實在令人吃驚。至于某些出版社粗制濫造的翻印，筆者見到的也不少，這里就不必提了。

當然，拙劣的標點本在當前古籍出版中所占比例不一定大，但如不注意，確實存在著蔓延之勢。究其原因，大體也有兩點：

一是迷信專家名人。專家之專，有其局限性；而名人之成名，其道非一。何況既成為專家名人，他的時間可就十分寶貴。筆者所知，確實有這樣的事，請某名人標點，結果由其家屬代庖，名人匆匆看一遍交卷，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。

二是把標點古籍作為照顧的手段，搞“近水樓臺先得月”，利益均沾，人人有份。

前舉幾種出版物，標點荒率，其原因不外乎上述兩條。總之，如果不了解標點好古籍需要相應的水平，以及認真細致地從事，不重視出版物的嚴肅性，標點的質量不可能有所提高。

關于注釋

注釋的任務，是幫助讀者閱讀理解作品。隨著讀者對象的不同，注釋工作應各有重點、各有要求。筆者曾就周振甫先生新著《文心雕龍注釋》寫過一篇文章，發表在《文學遺產》1982年第2期上，著重談了注釋問題。認為這部著作所以受讀者歡迎，原因主要有兩點：一是周先生對《文心雕龍》確有深入的研究和心得，二是在做注釋時心目中時時有個讀者對象在。即如《文心雕龍》而言，各種注釋、今譯的出版物可謂多矣，范文瀾先生的注本，資料最為弘博，但僅適用于高級的研究工作者。周先生的注本，以有志于學習古代文論的青年讀者為對象，廣集古今研究成果，不避難點，作深入淺出的闡釋。筆者在讀稿過程中，也深獲啟發，出版后不少大專院校的教師也反映對他們的教學很有幫助。由此可知，即使同一著作，可以有適應不同讀者對象的注釋本。至于具體作家作品的選注本，由于所選內容不同，天地就更為廣闊了。

可惜目前大量出版的注釋本中，真正有特色的注本不多，往往都是一個味。甚至有些注本，不過在常見的工具書上抄些字匯、典故，不管與作品關系是否密切，硬塞進去，文不對題，搞得眼花繚亂。還有一些重復的注本，你抄我的，我抄你的，以誤傳誤，重復多次，毫無創見。注釋者對所注本如果沒有真知灼見，又不考慮讀者對象，即使注釋的條目文字愈搞愈多，也說不上對讀者有何幫助。

前兩年，筆者看到一個注釋稿，從文字到典故，注釋可謂詳盡。筆者當時提出，這樣的稿件，如果作為教材，是有用的，因為有老師輔以講解。但作為一般出版物，恐怕即使認真的讀者全部讀了注釋，也依然不能理解作品的內容和作者的用意所在。這實際上仍是方法問題，今天的新注應該不同于古人的箋注，搞煩瑣的箋注，并不等于通俗化。

至于如何避免普及注本中的煩瑣，六十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結的一條選注本經驗是：凡一般字典(當時確定為《新華字典》)收入的字匯，不加注釋。今天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也已在北京市的小學普及，淘汰所謂常見難字的注釋，并不影響一般讀者閱讀。如果把省下的篇幅，改成對作品內容及思想、藝術的闡釋和分析，那就完全可以改變今天注本的面貌，真正起到幫助讀者閱讀的作用。

關于今譯

古籍做到真正普及，對某些重要的作品應該進行今譯。目前這個工作剛開始，說不上有成績，更談不上經驗。

筆者認為，當年嚴復提出翻譯工作“信達雅”的三字標準，同樣適用于翻譯古籍。這個“雅”字，按今天的理解，應該是翻譯詩詞仍須保留詩味，翻譯散文必須流暢可誦。“信”和“達”當然是主要的，這也和搞注釋一樣，只有對作者思想、作品內容有真正透徹的理解，才有可能達到。筆者最近見到幾個翻譯稿，基本上無法采用，原因主要在于翻譯者對作者的思想、作品的背景，缺少深入研究，草率從事，結果是譯文和原文無法對上口徑。

常遇到的問題，是詩能不能翻譯？應該也是可以翻譯的。余冠英先生的《詩經今譯》受到普遍的好評，就是證明。但是余先生的譯文，正是“看如尋常最奇崛，成似容易卻艱辛”的，得來非易。如果不下相當的苦功夫，不僅是詩，散文的翻譯亦何嘗可以說容易呢？

總之，翻譯和標點一樣，最能反映古籍整理工作者的水平。當然，如果同樣打馬虎眼的話，標點要輕易得多。筆者這兩年來的接觸中，愿意搞校點的人似乎不少，而主動提搞今譯的人，幾乎沒有。問題何在，不言而喻。因此，目前似有必要提倡今譯，鼓勵今譯。

幾點建議

一、希望領導古籍整理的部門，注意整理方法，廣泛收集材料和情況。定期召開一些會議，根據不同情況，訂幾條整理的基本原則。

二、創辦一個研究古籍整理的刊物，交流心得體會，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，以發揚成績，克服缺點。

三、對優秀的稿件，給予必要的鼓勵，如每年就校點、注釋、今譯等方面分別評選幾種質量優秀的出版物，以作示范。

四、加強編輯工作者的責任，適當提高編輯的待遇，尤其需要表彰工作勤懇、對提高稿件質量確有幫助的編輯。目前有不少編輯同志工作是認真的，對有些稿件，編輯花的力氣可能并不比整理者少。但這些同志，自己甘愿做無名英雄不說，還往往處在最不利、最易受責難的地位。編輯應該尊重作者，但同時必須考慮出版物的質量和讀者的需要，這就容易和作者發生矛盾。編輯修改稿件應該周密細致，但難免總有個別失誤，這就往往成為口實。總之，不把編輯放在古籍整理的適當位置，有嚴格的要求，并有適當的鼓勵，是不利于古籍整理的質量提高的。

五、改變不合理的稿酬制度，以堵塞煩瑣校勘、煩瑣注釋的通道。

六、古籍整理不適宜搞群眾運動。

應該鼓勵對某一作家作品有畢生研究的專家搞出整理本，而對一般普遍的整理，不應該層層發動，組織班子。我們今天人才并不少，毛病在于用非所長。如果真正開展整理工作，由各省嚴格挑選一定數量、對舊學確有根底、對古籍確有感情的退休老教師，適當帶幾個青年人，提出一定要求，組織起來，認真從事校點校訂，其見效可以較快，成績可能較好，質量也可以高一些，而且可以大大節省國家的經費。如果把眼光只注視大專院校，就筆者多年來的實際工作體會，恐怕未必是好辦法。

原刊《出版工作》，1984年第3期，第180—189頁。轉自學禮堂公眾號。